作者：佚名
汉纪二十四 孝成皇帝中永始四年（戊申、前13）
汉纪二十四 汉成帝永始四年（戊申，公元前13年）
[1]春，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郊泰；大赦天下。三月，行幸河东，祠后土。
[1]春季，正月，成帝前往甘泉，在泰祭天。大赦天下。三月，又前往河东，祭祀后土神。
[2]夏，大旱。
[2]夏季，大旱。
[3]四月，癸未，长乐临华殿、未央宫东司马门皆灾。六月，甲午，霸陵园门阙灾。
[3]四月，癸未（十一月），长乐宫临华殿和未央宫东司马门都发生火灾。六月，甲午（二十三日），霸陵墓园门阙发生火灾。
[4]秋，七月，辛未晦，日有食之。
[4]秋季，七月，辛未晦（三十日），出现日食。
[5]冬，十一月，庚申，卫将军王商病免。
[5]冬季，十一月，庚申（二十一日），卫将军王商因病免职。
[6]梁王立骄恣无度，至一日十一犯法。相禹奏“立对外家怨望，有恶言。”有司按验，因发其与姑园子奸事，奏“立禽兽行，请诛。”太中大夫谷永上书曰：“臣闻礼，天子外屏，不欲见外也；是以帝王之意，不窥人闺门之私，听闻中之言。《春秋》为亲者讳。今梁王年少，颇有狂病，始以恶言按验，既无事实，而发闺门之私，非本章所指。王辞又不服，猥强劾立，傅致难明之事，独以偏辞成罪断狱，无益于治道；污蔑宗室以内乱之恶，披布宣扬于天下，非所以为公族隐讳，增朝廷之荣华，昭圣德之风化也。臣愚以为王少而父同产长，年齿不伦；梁国之富足以厚聘美女，招致妖丽；父同产亦有耻辱之心；按事者乃验问恶言，何故猥自发舒！以三者揆之，殆非人情，疑有所迫切，过误失言，文吏蹑寻，不得转移。萌牙之时，加恩勿治，上也。既已按验举宪，宜及王辞不服，诏廷尉选上德通理之吏更审考清问，著不然之效，定失误之法，而反命于下吏，以广公族附疏之德，为宗室刷污乱之耻，甚得治亲之谊。”天子由是寝而不治。
[6]梁王刘立骄横放纵，没有节制，甚至一天之内犯法十一次。梁相禹奏报说：“刘立对外戚抱有怨恨，恶言相加。”主管机关追查验证，由此揭露出刘立与姑妈刘园子通奸luàn伦的丑事。奏报说：“刘立有禽兽行为，请求处以死刑。”太中大夫谷永上书说：“臣听说，依照礼仪，天子要在门外修建屏障之墙，是不想直接看见外面的情景。帝王的本意，是不愿窥视别人的闺门隐私，窃听人家在内室的谈话。《春秋》为亲者讳言过失。而今梁王年少，疯癫病颇厉害，最初追查验证的是对外戚恶言相加的事，既然无事实证据，却又转而揭露闺门隐私，已不属原本指控的内容了。梁王的诉辞又不承认，用鄙陋的手段勉强弹劾刘立，附会罗织一些难以查明的事，仅仅以片面之辞定罪，对国家的治理是无益的。玷污宗室，把内部yín乱的恶行，披露宣扬于天下，这不是为皇族掩饰过失，为朝廷增加光彩，彰明圣德之风化的作法。我愚昧地认为，梁王年少，而姑母年长，两人年龄不相当；以梁国的富裕，足可以用金钱厚聘美女，罗致妖艳；姑母也有耻辱之心，追查者本来是追问诟骂外戚的事，她为什么胡乱揭发起自己的luàn伦之事呢？从这三点揣测，通奸之事，恐怕不合人情。我怀疑供词是在逼迫的情况下，讲错了话，文吏抓住不放，顺此穷追，使供词没有回转的余地。在事情还处于萌芽之时，请陛下开恩，不要处治，这才是上策。既然已对此事进行了追查验证，打算依法处理，那就应以梁王对罪状不服为理由，下诏命令廷尉挑选道德高尚、通情达理的官员，重新审理，详加讯问，公布查不属实的结论，确定当初审理的失误，反过来将梁王清白的情况交给有关官员处理，以推广使疏远的皇族亲附的美德，洗刷宗室被诬蔑的耻辱，从而符合处理亲属关系的原则。”成帝于是把此案搁置，不予处理。
[7]是岁，司隶校尉蜀郡何武为京兆尹。武为吏，守法尽公，进善退恶，所居无赫赫名，去后常见思。
[7]这年，任命司隶校尉、蜀郡人何武为京兆尹。何武做官吏，奉公守法，引进良善之人，斥退邪恶之辈。在位时虽没有赫赫名声，但离开后，常常被人怀念。*元延元年（己酉、前12）
元延元年（己酉，公元前12年）
[1]春，正月，己亥朔，日有食之。
[1]春季，正月，己亥朔（初一），出现日食。
[2]壬戌，王商复为大司马、卫将军。
[2]壬戌（二十四日），再次任命王商为大司马、卫将军。
[3]三月，上行幸雍，祠五。
[3]三月，成帝前往雍城，祭祀五。
[4]夏，四月，丁酉，无云而雷；有流星从日下东南行，四面耀耀如雨，自晡及昏而止。
[4]夏季，四月，丁酉（初一），天空无云而响雷声。有流星从太阳下面划过，直奔东南而去，光辉照耀四面天空，象在下星雨，自从傍晚申时直到天黑才停止。
[5]赦天下。
[5]大赦天下。
[6]秋，七月，有星孛于东井。
[6]秋季，七月，有异星出现于井宿。
上以灾变，博谋群臣。北地太守谷永对曰：“王者躬行道德，承顺天地，则五征时序，百姓寿考，符瑞并降；失道妄行，逆天暴物，则咎征著邮，妖孽并见，饥馑荐臻；终不改寤，恶洽变备，不复谴告，更命有德。此天地之常经，百王之所同也。加以功德有厚薄，期质有修短，时世有中季，天道有盛衰。陛下承八世之功业，当阳数之标季，涉三七之节纪，遭‘无妄’之卦运，直‘百六’之灾厄，三难异科，杂焉同会；建始元年以来，二十载间，群灾大异，交错锋起，多于《春秋》所书。内则为深宫后庭，将有骄臣悍妾、醉酒狂悖卒起之败，北宫苑囿街巷之中、臣妾之家幽闲之处徵舒、崔杼之乱；外则为诸夏下土，将有樊并、苏令、陈胜，项梁奋臂之祸。安危之分界，宗庙之至忧，臣永所以破胆寒心，豫言之累年。下有其萌，然后变见于上，可不致慎！祸起细微，奸生所易。愿陛下正君臣之义，无复与群小黩宴饮；勤三纲之严，修后宫之政，抑远骄妒之宠，崇近婉顺之行；朝觐法驾而后出，陈兵清道而后行，无复轻身独出，饮食臣妾之家。三者既除，内乱之路塞矣。诸夏举兵，萌在民饥馑而吏不恤，兴于百姓困而赋敛重，发于下怨离而上不知。《传》曰：‘饥而不损，兹谓泰，厥咎亡。’比年郡国伤于水灾，禾麦不收，宜损常税之时，而有司奏请加赋，甚缪经义，逆于民心，市怨趋祸之道也。臣愿陛下勿许加赋之奏，益减奢泰之费，流恩广施，振赡困乏，敕劝耕桑，以慰绥元元之心，诸夏之乱庶几可息！”
因为发生灾害和变异，成帝广泛地征求群臣的意见。北地太守谷永回答说：“作为君主，若亲身实行道德，承顺天地的旨意，那么自然的五种征候，会按顺序正常运转，百姓会长寿，祥瑞征兆会同时降临。若不按正道行事，违背上天的旨意，浪费财物，则罪责的征兆就会尤其显著，妖孽同时出现，饥馑连 续发生。若终不醒悟改悔，恶行普遍，上天就不再作谴责的警告，而将天命归于另一位有德的君王。这是天地的正常规律，它对所有的君王都是一视同仁的。此外，还会考虑到君王的功德有厚有薄，期限有长有短，资质有高有低，所处时代有中期、晚期，同时天道本身的变化也有盛有衰。陛下继承西汉八位皇帝的功业，正当阳数中的末季，接近二百一十年的劫数，遭逢《易经》上‘无妄’卦的命运，正当‘百六’之灾难，三种灾难性质都不一样，但却掺杂会合在一起。建始元年以来，二十年间，各种灾害和大的天象变异，如群蜂四起，比《春秋》记载的还要多。这表示：对内来说，深宫后庭之中，将有骄横的内臣和凶悍的姬妾、醉酒狂乱，猝起败坏国家。北宫花园街巷之中，侍臣和姬妾家里的幽静之处，将会发生夏征舒、崔杼那样的变乱；对外来说，普天之下，将会发生樊并、苏令、陈胜、项梁之辈奋臂造反的灾祸。现在正处在平安和危机的分界线上，是宗庙能否保存的最为忧愁的时期，所以我谷永甘冒胆破心寒 的杀头之祸，连年发出这种预言。下面有变乱的萌芽，然后才会在上面演化成变乱，怎能不谨慎！祸患是从细微逐渐发展而来，奸恶是因轻视忽略而产生。愿陛下端正君臣大义，再不要与那群小人亲狎，玷污身份，同他们在一起饮宴。应严格按照‘三纲’的原则，治理后宫，压制疏远那些骄横妒嫉的宠妃，尊崐崇贞婉、顺服的德行。出门时，要先朝见皇太后，使用皇帝仪仗，然后才可出宫，在街上布列士兵，清道戒严之后才可走上街头。不要再仅带几个随从就独自出宫，到臣妾家吃饭饮酒。以上三点除去以后，发生内乱的道路就被堵死了。而今天下到处举兵谋反，变乱萌发于人民饥谨，而官吏不加体恤，产生于百姓困苦，而赋敛沉重，发端于下层人民怨恨背离，而上面却不知道。《洪范·传》说：‘人民饥馑，不减少赋税，却宣称国泰民安，一定蒙祸而死。’郡国连年遭受水灾的损失，禾麦不收，这正是应该减免常税的时候，而有关官署却奏请增加赋税，这与儒家经典的大义甚为不符，不顺民心，是招怨惹祸的作法。我请求陛下不批准加赋的奏文，再减少一些奢华的费用，广泛地布施恩泽，赈济赡给困乏之人，下敕书劝民勤于耕田植桑，以此来安抚小民之心，各地的叛乱也许就可平息！”
中垒校尉诗》，通习，能说。他日，问中山王：“独从傅在何法令？”不能对；令诵《尚书》，又废；及赐食于前，后饱；起下，袜系解。帝由此以为不能，而贤定陶王，数称其材。是时诸侯王唯二人于帝为至亲，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随王来朝，私赂遗赵皇后、昭仪及票骑将军王根。后、昭仪、根见上无子，亦欲豫自结，为长久计，皆更称定陶王。劝帝以为嗣。帝亦自美其材，为加元服而遣之，时年十七矣。
[2]中山王刘兴和定陶王刘欣，都到长安朝见。中山王只由傅陪同，而定陶王则把傅、相、中尉都带来了。成帝奇怪，就询问定陶王，他回答说：“汉朝法令规定：诸侯王朝见天子，可以由王国中官秩在二千石的官员陪同。傅、相、中尉都是国中二千石的官员，因此让他们全都来了。”成帝又命令他背诵《诗经》，他不仅能熟练地背诵，而且还能解释。另一天，成帝问中山王刘兴说：“你只由师傅一人陪同前来，有什么法令根据？”刘兴不能回答。命他背诵《尚书》，又背不下去。成帝赐饮食与他共餐，成帝已用完餐，他还在吃，吃饱才罢休。吃完起身下去，袜带松开了，他还不知道。成帝因此认为刘兴没有能力，而认为刘欣贤能，屡次称赞他的才干。当时诸侯王中，只有他们两人跟皇帝血缘关系最为亲近，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随王一起来朝见，私下馈赠礼物贿赂赵皇后、赵昭仪以及骠骑将军王根。皇后、昭仪和王根见皇帝无子，也想预先私自结交诸侯王，以为长久之计，因而轮流在成帝面前称赞定陶王，劝说成帝立他为继嗣。成帝自己也很欣赏他的才能，亲自为他主持加冠礼后送他回国。刘欣这年十七岁。
[3]三月，上行幸河东，祠后土。
[3]三月，成帝前往河东，祭祀后土神。
[4]陨石于关东二。
[4]关东一带，坠落两颗陨石。
[5]王根荐谷永，徵入，为大司农。永前后所上四十馀事，略相所覆，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；党于王氏，上亦知之，不甚亲信也。为大司农岁余，病；满三月，上不赐告，即时免。数月，卒。
[5]王根推荐谷永，征召谷永入朝，被任命为大司农。谷永前后上书四十余次，内容互相略有重复，专门抨击成帝与后宫而已。谷永是王氏党羽，成帝也清楚，不怎么亲近信用他。谷永任大司农一年多，患了病，休假满三个月后，成帝不批准他继续带职病休，即时免去他的官职。谷永数月后去世。
绥和元年（癸丑、前8）
绥和元年（癸丑，公元前8年）
[1]春，正月，大赦天下。
[1]春季，正月，大赦天下。
[2]上召丞相翟方进、御史大夫孔光、右将军廉褒、后将军朱博入禁中，议“中山、定陶王谁宜为嗣者？”方进、根、褒、博皆以为：“定陶王，帝弟之子。《礼》曰‘昆弟之子，犹子也。为其后者，为之子也。’定陶王宜为嗣。”光独以为：“礼，立嗣以亲。以《尚书·盘庚》殷之及王为比，兄终弟及。中山王，先帝之子，帝亲弟，宜为嗣。”上以“中山王不材；又礼，兄弟不得相入庙，”不从光议。二月，癸丑，诏立定陶王欣为皇太子，封中山王舅谏大夫冯参为宜乡侯，益中山国三万户，以慰其意；使执金吾任宏守大鸿胪，持节徵定陶王。定陶王谢曰：“臣材质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宫；臣愿且得留国邸，旦崐夕奉问起居，俟有圣嗣，归国守藩。”书奏，天子报“闻”。戊午，孔光以议不合意，左迁廷尉；何武为御史大夫。
[2]成帝召丞相翟方进、御史大夫孔光、右将军廉褒、后将军朱博进宫，讨论中山王刘兴和定陶王刘欣，谁更适合继承帝位。翟方进、王根、廉褒、朱博都认为：“定陶王是皇上弟弟的儿子，《礼记》说：‘兄弟的儿子，如同自己的儿子。立他为后嗣，就成为儿子。’定陶王适合立为嗣子。”只有孔光认为：“依礼，立后嗣应以血缘关系亲疏为根据。此照《尚书·盘庚》记载的商朝君王传位的方式，是哥哥去世，弟弟继位。中山王是先帝的儿子，皇上的亲弟弟，应立他为后嗣。”成帝认为：“中山王没有才干；再者，依礼，兄弟的牌位不能一同进入宗庙”为理由，没有听从孔光的建议。二月，癸丑（初九），成帝下诏立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。封中山王的舅父、谏大夫冯参为宜乡侯，再增加中山国采邑三万户人家，以示安慰。成帝派执金吾任宏，暂时署理大鸿胪职，持符节征召定陶王入京。定陶王上书辞谢说：“以我的才能资质，不足以充当太子。我愿暂时留住京师的定陶国邸，早晚进宫问安，等到皇上有了亲子，我就返回藩国守土。”成帝览奏，批复说：“已阅。”戊午（十四日），成帝因为孔光的建议不合自己心意，将他贬调为廷尉。任命何武为御史大夫。
[3]初，诏求殷后，分散为十余姓，推求其嫡，不能得。匡衡、梅福皆以为宜封孔子世为汤后，上从之，封孔吉为殷绍嘉侯。三月，与周承休侯皆进爵为公，地各百里。
[3]最初，成帝下诏访求殷商的后裔，发现已分散为十余个姓，无法推算寻找出嫡系子孙。匡衡、梅福都认为，应该封孔子的家族为商汤的后裔。成帝听从他们的建议，封孔吉为殷绍嘉侯。三月，孔吉为周承休侯都晋封为公爵，采邑各一百里。
[4]上行幸雍，祠五。
[4]成帝前往雍城，在五祭祀。
[5]初，何武之为廷尉也，建言：“末俗之敝，政事烦多，宰相之材不能及古，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，所以久废而不治也。宜建三公官。”上从之。夏，四月，赐曲阳侯根大司马印绶，置官属，罢票骑将军官；以御史大夫何武为大司空，封汜乡侯：皆增奉如丞相，以备三公焉。
[5]当初，何武担任廷尉时，曾上书建议说：“末世习俗的弊病是政事繁多，当今宰相的才能又赶不上古代，而丞相一人却独兼三公主管的事务，因而国家长时间不能治理好。应该重新建立三公官职。”成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夏季，四月，赐曲阳侯王根大司马印信绶带，设置大司马官属，取消骠骑将军官职；任命御史大夫何武为大司空，封汜乡侯。大司马、大司空的俸禄都增加到与丞相相同，使三公结构齐备。
[6]秋，八月，庚戌，中山孝王兴薨。
[6]秋季，八月，庚戌（初九），中山王刘兴去世。
[7]匈奴车牙单于死；弟囊知牙斯立，为乌珠留若单于。乌珠留单于立，以弟乐为左贤王，舆为右贤王，汉遣中郎将夏侯藩、副校尉韩容使匈奴。
[7]匈奴车牙单于死，弟弟囊知牙斯继位，为乌珠留若单于。乌珠留单于继位后，任命弟弟乐为左贤王，舆为右贤王。汉朝派遣中郎将夏侯藩、副校尉韩容出使匈奴。
或说王根曰：“匈奴有斗入汉地，直张掖郡，生奇材箭竿、鹫羽；如得之，于边甚饶，国家有广地之实，将军显功垂于穷。”根为上言其利，上直欲从单于求之，为有不得，伤命损威。根即但以上指晓藩，令从藩所说而求之。藩至匈奴，以语次说单于曰：“窃见匈奴斗入汉地，直张掖郡，汉三都尉居塞上，士卒数百人，寒苦，候望久劳，单于宜上书献此地，直断割之，省两都尉士卒数百人，以复天子厚恩，其报必大！”单于曰：“此天子诏语邪，将从使者所求也？”藩曰：“诏指也；然蕃亦为单于画善计耳。”单于曰：“此温偶王所居地也，未晓其形状、所生，请遣使问之。”
有人劝王根说：“匈奴有块楔入汉边的土地，直达张掖郡，出产奇异的木材、箭竿和鹫鹰羽毛。如果能得到这块地，可使边疆大为富饶，国家有开疆拓土的实惠，将军也可因功业卓著而名垂千古。”王根就对成帝陈述了要这块地的利益。成帝想直接向单于要地，又担心单于不答应，有伤诏命尊严，也损害中国的威信。王根就将皇帝要地的意思告诉夏侯蕃，指示他以他个人的意见向崐单于要地。夏侯藩到匈奴后，在与单于交谈时说：“我看匈奴有块土地突出楔入汉朝边地，直达张掖郡，汉朝要委派三名都尉驻守在塞上，士卒则需数百人，在这种苦寒之地，守候时间长了，非常辛苦。单于应主动上书，呈献此地，划道直线，把突出部分割让。可以省去两名都尉数百士卒，以此报答天子的厚恩，天子必然大大回报！”单于说：“这是天子给你的诏命中所说的话，还是你作为使者提出的要求呢？”夏侯藩说：“天子诏命中有这个意思，不过，我也是 替单于筹划好的计策。”单于说：“这是温偶王居住的地方，我不清楚它的地形、物产等情况，请让我派人去打听。”
藩、容归汉后，复使匈奴，至则求地。单于曰：“父兄传五世，汉不求此地，至知独求，何也？已问温偶王，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，皆仰此山材木，且先父地，不敢失也。”藩还，迁太原太守。单于遣使上书，以藩求地状闻。诏报单于：“藩擅称诏，从单于求地，法当死；更大赦二，今徙藩为济南太守，不令当匈奴。”
夏侯藩、韩容归国后，又再一次出使奴。到匈奴后，就提出土地的要求。单于说：“我们匈奴父子兄弟已传位五世，汉朝从不要求此地，偏偏到我继位就提出要求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已问过温偶王，匈奴西部各诸侯制作帐幕及车子，都依赖此地山上出产的木材。况且这是先父留下的土地，不敢轻易失去。”夏侯藩回国复命，被调任太原太守。单于派使者到长安上书，讲了夏侯藩求地的情况。成帝下诏回复单于说：“夏侯藩擅自假称诏旨，向单于求地，依法应当处死。因为经过两次大赦，现在把他调往济南，任太守，不使他再面对匈奴。”
[8]冬，十月，甲寅，王根病免。
[8]冬季，十月，甲寅（十四日），王根患病，被免去官职。
[9]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后，不得顾私亲，十一月，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。太子议欲谢；少傅阎崇以为“为人后之礼，不得顾私亲，不当谢”；太傅赵玄以为“当谢”，太子从之，诏问所以谢状，尚书劾奏玄，左迁少府；以光禄勋师丹为太傅。
[9]成帝因太子既然已继承大宗，就不能再顾念自己的骨肉亲人，于是在十一月，封楚孝王的孙子刘景为定陶王，使刘欣生父一脉得以延续。刘欣与左右商议，准备上书叩谢皇恩。少傅阎崇认为：“既当别人的继承人，依礼，就不能再顾念自己的骨肉亲人，不应当叩谢。”太傅赵玄却认为：“应当叩谢。”太子听从了赵玄的建议。成帝诏问太子因何叩谢的情况后，尚书上奏弹劾赵玄，赵玄被贬降为少府，而任命光禄勋师丹为太傅。
初，太子之幼也，王祖母傅太后躬自养视；及为太子，诏傅太后、丁姬自居定陶国邸，不得相见。顷之，王太后欲令傅太后、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，帝曰：“太子承正统，当共养陛下，不得复顾私亲。”王太后曰：“太子小而傅太后抱养之；今至太子家，以乳母恩耳，不足有所妨！”于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；丁姬以不养太子，独不得。
最初，太子幼年时，是由祖母傅太后亲自抚养。等到成为太子，成帝诏令傅太后和太子亲母丁姬留居京师的定陶国邸，不许相见。不久，皇太后想让傅太后、丁姬十天一次去太子宫探望，成帝说：“太子已承继正统，理当奉养太后陛下，不能再顾念自己的骨肉亲人。”太后说：“太子小时候是傅太后抱养大的，现在允许他到太子宫探望，不过是以乳娘的恩情对待她，不足以造成什么妨碍。”于是下令傅太后可以到太子家探望，丁姬因为没有抚养太子，只有她不能去。
[10]卫尉、侍中淳于长有宠于上，大见信用，贵倾公卿，外交诸侯、牧、守，赂遗、赏赐累巨万，淫于声色。许后姊为龙雒思侯夫人，寡居；长与私通，因取为小妻。许后时居长定宫，因赂遗长，欲求复为婕好。长受许后金钱乘舆、服御物前后千余万，诈许为白上，立为左皇后。每入长定宫，辄与书，戏侮许后，易无不言；交通书记，赂遗连年。
[10]卫尉、侍中淳于长在成帝面前很得宠，大受信任和重用，权贵压倒公卿。他在外结交诸侯、州牧、太守，那些人贿赂他的钱财，和皇帝给予的赏赐，累积巨万，他整日放纵于声色之中。许皇后的姐姐许，是龙雒思侯夫人，寡居在家，淳于长与她私通，因而娶她为妾。许皇后这时居住在长定宫，通过姐姐许贿赂淳于长，谋求再当婕妤。淳于长接受了许后的金钱和御用的车马崐、衣物器具等，前后千余万钱的贿赂，欺骗许后，假装许诺为她向成帝请求，立为左皇后。许每次到长定宫探望许后，淳于长就让许捎书信给许后，戏弄侮辱她，侮辱轻薄，无所不言。这种书信往来及贿赂，连续很多年。
时曲阳侯根辅政，久病，数乞骸骨。长以外亲居九卿位，次第当代根。侍中、骑都尉、光禄大夫王莽心害长宠，私闻其事。莽侍曲阳侯病，因言：“长见将军久病意喜，自以当代辅政，至对衣冠议语署置；”具言其罪过。根怒曰：“即如是，何不白也！”莽曰：“未知将军意，故未敢言！”根曰：“趣白东宫！”莽求见太后，具言长骄佚，欲代曲阳侯；私与长定贵人姊通，受取其衣物。太后亦怒曰：“儿至如此！往，白之帝！”莽白上；上以太后故，免长官，勿治罪，遣就国。
这时曲阳侯王根为辅政大臣，久病在床，多次请求辞职。淳于长以外戚的身份，又位居九卿，按顺序应当代替王根而掌权柄。侍中、骑都尉、光禄大夫王莽对淳于长的得宠心怀妒忌，就暗中打听他的那些坏事。王莽在伺候曲阳侯王根的病时，趁机说：“淳于长见将军久病，感到高兴，自以为应当代替将军辅政，甚至已对士大夫及贵族子弟谈论到任官设署等事。”接着一一说出淳于长的罪过。王根大怒说：“如果有这等事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！”王莽说：“不知将军心里的想法，因此没敢说。”王根说：“快去禀告太后！”王莽求见太后，详细讲述了淳于长骄奢淫佚，想代替曲阳侯，以及与废后许氏的姐姐私通，收取许氏的衣物等贿赂。太后也发怒说：“这孩子放肆到这种地步！快去奏告皇上！”王莽又报告了成帝，成帝因为淳于长是太后的亲属的缘故，虽免去了他的官职，但不治其罪，把他遣送回封国。
初，红阳侯立不得辅政，疑为长毁谮，常怨毒长；上知之。及长当就国，立嗣子融从长请车骑，长以珍宝因融重遗立。立因上封事，为长求留曰：“陛下既托文以皇太后故，诚不可吏有他计。”于是天子疑焉，下有司按验。吏捕融，立令融自杀以灭口。上愈疑其有大奸，遂逮长系洛阳诏狱，穷治。长具服戏侮长定宫，谋立左皇后，罪至大逆，死狱中。妻子当坐者徙合浦；母若归故郡。上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，自杀。丞相方进复劾奏“红阳侯立，狡猾不道，请下狱。”上曰：“红阳侯，朕之舅，不忍致法；遣就国。”于是方进复奏立党友后将军朱博、钜鹿太守孙闳，皆免官，与故光禄大夫陈咸皆归故郡。咸自知废锢，以忧死。
最初，红阳侯王立不能得到辅政不臣的位置，怀疑是淳于长诽谤诬陷的结果，时常怨恨他。这种情况，皇上也清楚。等到淳于长将回封国，王立的嫡长子王融，请求淳于长把车辆马匹送给他，淳于长让王融捎回赠送给王立的珍宝重礼。王立因此上密封奏书，请求成帝把淳于长留在京师。他说：“陛下既然在诏书中说因皇太后的缘故不加罪淳于长，就实在不应该再有其他惩罚。”于是引起成帝怀疑，就把此事交付有关官署去追查验证。主管官吏逮捕了王融，王立令王融自杀以灭口。成帝愈发怀疑这其中有大的奸谋，就逮捕了淳于长，关押在洛阳诏狱，对他严厉追究，淳于长全部供出戏弄侮辱废后许氏、承诺立她为左皇后等事，罪名达到“大逆”，就在狱中处死。妻儿们依法当牵连的，被放逐到合浦。母亲王若遣送回原郡。成帝派廷尉孔光持节，赐给废后许氏毒药，许氏自杀。丞相翟方进又弹劾说：“红阳侯王立，狡猾不遵正道，请求将他逮捕，关进监狱。”成帝说：“红阳侯是联的舅父，我不忍心让他受法律制裁，遣送回他的封国。”于是翟方进又上奏弹劾王立的党羽和密友后将军朱博、钜鹿太守孙闳，他们都被免去官职，和以前的光禄大夫陈咸一起回归原郡。陈咸自知从此被废黜禁锢，忧愤而死。
方进智能有余，兼通文法吏事，以儒雅缘饰，号为通明相，天子器重之；又善求人主微指，奏事无不当意。方淳于长用事，方进独与长交，称荐之；及长坐大逆诛，上以方进大臣，为之隐讳，方进内惭，上疏乞骸骨。上报曰：“定陵侯长已伏其辜，君虽交通，传不云乎：‘朝过夕改，君子与之，’君何疑焉！其专心壹意，毋怠医药，以自持。”方进起视事，复条奏长所厚善京兆尹孙宝、右扶风萧育、刺史二千石以上，免二十余人。函谷都尉、建平侯杜业，素与方进不平，方进奏“业受红阳侯书听请，不敬，”免，就国。
翟方进的智谋才能绰绰有余，又兼精通法令条文和行政事务，善用儒学经典装饰自己的举止谈吐，使其高雅不俗，被人称为通达明理的丞相，受到天子的器重。他又善于揣摩皇上的心思，所奏之事，没有不合皇上心意的。当淳于崐长受重用时，翟方进只与淳于长结交，在成帝面前称赞和推荐他。等到淳于长犯大逆罪被处死，成帝因为翟方进是朝廷重臣，为他隐瞒掩饰。翟方进内心惭愧，上疏请求退休，成帝回报说：“定陵侯淳于长已伏罪，你虽与他交往，古书不是说：‘早上的过失，晚上改正了，君子都赞许。’你还疑虑什么呢！请专心一意休养，不要耽误了医药，自己保重。”于是翟方进起来办公，再次上奏，分列条目弹劾与淳于长亲近友善的京兆尹孙宝、右扶风萧育等人，因他指控而被罢免的刺史、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员有二十余人。函谷都尉、建平侯杜业，一向与翟方进不合，翟方进上奏说：“杜业接受红阳侯书信嘱托，犯了不敬罪。”杜业因而被罢免，遣回封国。
上以王莽首发大奸，称其忠直；王根因荐莽自代。丙寅，以莽为大司马，时年三十八。莽既拔出同列，继四父而辅政，欲令名誉过前人，逐克己不倦。聘诸贤良以为掾、史，赏赐、邑钱悉以享士，愈为俭约。母病，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，莽妻迎之，衣不曳地，布蔽膝，见之者以为僮使，问知其夫人。其饰名如此。
成帝因为王莽首先揭发重大奸恶，称赞他忠心正直。王根因而保荐王莽代替自己。丙寅（二十六日），任命王莽为大司马，时年三十八岁。王莽既然超出同列受到提拔，继四位伯父叔父，成为辅政大臣，就想让自己的名誉超越前人，于是克制自己的欲望，修养不倦。聘请各位贤良做掾、史等属官，将皇帝的赏赐和封国的收入全部用来供养名士。他越发俭朴节约，母亲患病，公卿列侯都派夫人去探问，王莽的妻子出来迎客，衣裙的长度不拖地，穿着布围裙，看见她的人，还以为是奴婢，询问之下，才知是王莽夫人。他就是这样矫饰做作，以博取名声。
[11]丞相方进、大司空武奏言：“《春秋》之义，用贵治贱，不以卑临尊。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，轻重不相准。臣请罢刺史，更置州牧以应古制！”十二月，罢刺史，更置州牧，秩二千石。
[11]丞相翟方进、大司空何武奏称：“《春秋》所昭示的大义，是用尊贵者治理卑贱者，而不是让卑贱者控制尊贵者。刺史的职位是相当于下大夫的小官，却能够督察二千石官，轻重的标准不合。我们请求撤销刺史，另行设置州牧，以合古制。”十二月，下诏撤销刺史，改设州牧，官秩二千石。
[12]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，议者以为善祥。刘向因是说上：“宜兴辟雍，设庠序，陈礼乐，隆雅颂之声，盛揖让之容，以风化天下。如此而不治者，未之有也。或曰：不能具礼。礼以养人为本，如有过差，是过而养人也。刑罚之过或至死伤，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，而有司请定法，削则削，笔则笔，救时务也。至于礼乐，则曰不敢，是敢于杀人、不敢于养人也。为其俎豆、管弦之间小不备，因是绝而不为，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，惑莫甚焉！夫教化之比于刑法，刑法轻，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。教化，所恃以为治也；刑法，所以助治也；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，非所以致太平也。自京师有悖逆不顺之子孙，至于陷大辟，受刑戮者不绝，由不习五常之道也。夫承千岁之衰周，继暴秦之余敝，民渐渍恶俗，贪饕险，不闲义理，不示以大化而独驱以刑罚，终已不改！”帝以向言下公卿议，丞相、大司空奏请立辟痈，按行长安城南营表；未作而罢。时又有言“孔子布衣，养徒三千人，今天子太学弟子少。”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；岁余，复如故。
[12]犍为郡有人在水畔得到十六枚古磬，议论者认为这是一种祥瑞。刘向因而劝成帝说：应该在京城设立太学，在地方设立学堂，陈列礼器乐器，大力提倡《雅》《颂》之类的诗歌，使礼貌谦让的举止盛行起来，以教化天下。如果这样做了，仍治理不好天下，还从未有过。或许会有人说：‘置备礼器无法周全’。礼以培养人为根本目的，如出现过错，这是虽有错，却培养了人。刑罚出现过错，或许会致人死伤，今天的刑法也不是皋陶时代的刑法了，而有关机构请求制定刑法，删的删，加的加，用其救治时弊。至于提到礼乐，则推辞说：‘不敢轻举妄动。”这是敢于杀人，而不敢于培养人啊。就因为俎、豆等礼器，管、弦等乐器稍有不备，因而放弃礼乐，这是舍弃小不备而趋就于大不备，受迷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！教化与刑法比较起来，刑法为轻。不兴礼乐，就是舍弃重的而关注轻的。教化是治理国家的依靠，而刑法是治理国家的辅助，而今废弃了依靠，而单单把辅助树立起来，不可能导致太平。连京城都存在悖逆不孝顺的子孙，陷于死刑，遭受刑戮的人不断，都是因为不学习五常�崐�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道理的缘故。汉代承袭了千年衰落的周朝，又继承了残暴的秦朝遗留下的弊病，人民逐渐浸染上恶劣的风俗，贪婪奸险，不熟悉仁义、道理。如果不显示崇高道德去教化他们，而单靠刑罚强迫，这种状况终究不会改变！”成帝把刘向的建议交付公卿讨论，丞相、大司空奏请设立京师太学，并请巡行长安城城南，选址和树立标记。还未开工，即作罢。这时，又有人说：“孔子是一介平民，却有门徒三千人，如今天子太学的弟子太少。“于是又增加太学弟子名额到三千人。实行一年多，又恢复原来的名额。
刘向自见得信于上，故常显讼宗室，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，其言多痛切，发于至诚。上数欲用向为九卿，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、御史所持，故终不迁，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而卒。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。
刘向自认为已得到成帝的信任，因而常常公开为刘氏宗室进行争辩，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，言词往往沉痛恳切，出于内心至诚。成帝多次想任用刘向为九卿，然而得不到王氏占据高位的人，以及丞相、御史的附和支持，因此刘向始终得不到升迁，他处在大夫的行列前后三十余年而死。过了十三年后，王氏取代汉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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